他們說，工地上沒有出息的命，只配喝灰、搬磚、被欠錢。可我記得，
我也穿過西裝、拿過獎學金、談過理想。直到我老婆收拾行李走人的那天，我才明白，
原來再苦的命，也能被生活逼出一條縫。只是這條縫，得用血擠出來。1 干到一半，
老婆跑了雨從凌晨開始下，淅淅瀝瀝打在工棚的彩鋼瓦上，像有人不停地在我耳邊敲釘子。
我披著雨衣從架子床上爬起來的時候，手機已經響了三遍。“喂？”我嗓子發啞。“老高，
那車石子又沒送過來，攪拌機空轉一上午了。”對面是趙利斌，干活最久的老工人，
語氣里帶著一絲煩躁。“我給材料商打電話。”我打了過去，對方沒接。第二遍撥通了，
開口就是一句：“你先結了上次的錢再說吧。”“不是說好月底結嗎？”我按著太陽穴，
盡量克制。“月底是月底，現在不給就不送。”我掛了電話，沒再爭。像這種反口的事，
干我們這一行的見得多了。你要么認，要么撂挑子。問題是，我根本撂不起。
這個項目是從孫利民手里接下來的，算個零頭活，給市里蓋一個停車場的地基，
一共才六十萬不到的工程量。他自己不想干，嫌利潤薄，就轉包給我，說好“你干出結果來，
回頭有大活。”我信了。我總是這么傻，一聽別人說“有機會”，就不敢怠慢，
總覺得只要熬一熬，總會有出頭那一天。但今天這場雨不尋常。天黑得早，現場又斷了電，
挖機泡了一腳水停在原地。我站在臨時辦公室門口，看著一地泥水發愣，
口袋里的手機又震了。“你今天回來嗎？”是我老婆發的。我回了一句：“現在走不開，
今晚值夜。”她沒再回。半個小時后，趙利斌走過來說：“哥，高嫂……剛才打車走了。
我看到她拉著行李，還帶著咱兒子。”我愣住了。“她真走了？”“嗯，說去親戚家住一陣。
”我沖回宿舍，床上已經空了。她把她的衣服都拿走了，連吹風機也沒落下。
枕頭底下壓著一張紙，是法院的調解申請，落款是三天前。我坐在床沿，腳底全是泥，
滴水順著褲腳打濕了床單。我突然覺得特別冷，骨頭縫里發涼。三年前我還是搬磚的，
一個月四千塊。她嫌棄我、吵我、罵我，但沒真動過離婚的念頭。那時候我以為她只是嘴毒，
心還是軟的。可現在我才知道，她是認真的。她不信我能翻身了。
我盯著那張調解書看了好久，最后疊好放進抽屜。趙利斌還站在門口，看著我，有點想勸，
又不知道從哪兒說。我說：“明天，砼車到了嗎？”他點點頭：“我剛催過一遍，說后天。
”“行，后天不來，我親自去拉。”我說完，拿起雨衣出了門。外頭天更黑了，雨卻沒停。
整個工地像個溺水的野獸，喘著粗氣，還帶著腐朽的味道。塔吊像個孤零零的鉤子，
吊在半空，誰也不理。我走到車棚底下，蹲了半個小時。煙抽完三根，鞋底泡爛了一層。
手機又響，是孫利民。“喂。”“干嘛呢？”“坐著。”“有空過來一趟，我給你介紹個人。
”“誰？”“有項目。”“多大的？”“比你現在這點破活大幾倍，市里想搞個拆遷快工，
你干得好，以后不缺活。”我沒答應，但也沒拒絕。他說完就掛了。我盯著黑屏愣了會兒，
手指有些發抖。風一陣一陣灌進來，吹得我耳朵生疼。我站起身，拍拍屁股上的水泥灰，
看了一眼對面亮著的塔吊燈。我想起老婆走時的背影，
想起她說：“你干這個一輩子也翻不了身。”我沒吭聲，
但心里突然生出一個聲音：要是這輩子真干成了呢？雨還在下，工地的泥越來越厚。
但我忽然覺得腳下有點熱，像是踩到了什么，沉了，又穩了。我看了看時間，凌晨兩點半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坐上去找孫利民的車。他安排的那個人，就坐在副駕上，沒轉身，
只在鏡子里看了我一眼。他說：“聽說你干活狠，不怕事？”我答：“我怕的事多了，
但沒一樣能讓我不干。”他笑了一聲：“那就對了。這次要干的活，不光是活，還得是人。
”我一怔。他沒再說，車子穩穩開進了市政大樓的地下停車場。我知道，這次不是搬磚，
是進場。只是我不知道，這場活，到底是給別人墊腳，還是自己鋪路。2 他笑我送外賣，
我笑他請我喝茶市政大樓的地下停車場干凈得像賓館走廊，燈光從天花板一盞盞打下來，
照得地面反著光。我站在一輛黑色別克商務前，鞋上的泥巴成了最刺眼的東西。
“你進去別亂說話。”孫利民低聲提醒我，“聽就行。”副駕那個男人下了車，身材偏瘦，
穿著一身灰色風衣，臉色蒼白，看不出年紀。他拿出通行證，在閘口跟保安打了個眼色，
直接上了二樓。“這人是誰？”我低聲問。“招商科的，姓秦，平時不太露臉。你看著就是。
”孫利民也不多說。我們跟上去，在一間寫著“臨時用房”的辦公室門前停下。屋里很靜，
只有紙張翻動的聲音。秦科員走進去，沒叫我們。我站著，等了有五分鐘。
然后他頭也不抬地說了一句：“小項目，拆遷騰地的，干不干？”我不確定他說的是我，
就試探著答：“我能干。”“你干不了。”他說得輕，卻像一腳踩在我心口，“你沒資質，
沒備案，也沒人帶你。街道想快拆，就需要個聽話的人。你聽話么？”我想了幾秒，
點頭：“聽得懂活，也聽得懂人話。”他抬頭看了我一眼，
第一次認真打量：“市北街那塊地，你聽說了嗎？”我點頭：“在蓋小商品市場。
”“不是蓋，是推掉重來。原來的合作方出事了，市里不想大張旗鼓，
臨時包給街道辦走一個簡易流程。明面上是修排水，實際是為了騰地。
你就當你是給他們修水管，能干嗎？”我明白了。這活，不干凈。但真要干了，
后面可能真有活。“我能干。”我答得很硬。他沒說話，
把一張紙推到桌子邊：“街道辦的人會跟你聯系。招呼打完了，出去吧。”我點頭致謝，
剛準備走，他突然補了一句：“出事，你扛著。”“我明白。”我沒有猶豫。下樓的時候，
孫利民搓著手，有點興奮：“干好了，你就不是現在這層人了。”我看他一眼，沒吭聲。
他是想借我這次試水，一旦我干成了，他就能搭著上去。如果我翻車，
他也不過是換個馬罷了。回工地那天晚上，我給材料商打了個電話，壓著嗓子說：“老張，
這個月先不結，但我能把市北街的活給你。”他立刻來勁：“真的假的？”“你等三天，
我要真能開工，到時候你就得配合。”“行，我等你。”第二天上午，我去了街道辦。
辦公室不大，人不少，大多穿著夾克、說著家鄉話，有種熟人社會的煙火氣。
負責對接我的是個叫周浩的副主任，四十歲上下，戴眼鏡，
說話不快不慢：“聽說你是高江生？孫利民介紹的？”我點頭。“我們這邊有塊地要拆，
前期需要一個施工隊清理場地、通排水、打圍擋。量不大，預算也不高。重要的是，
不能出事。你有經驗？”我說：“做過五年包工頭。”他瞥了我一眼：“不是問你干了幾年，
是問你——知道不該問的就別問，干得完的就別留尾。”我立正似的點頭：“聽得明白。
”他笑了笑：“你這種人，干活比說話硬氣。但我得提前說好，出了事，沒人替你兜著。
”我說：“不指望別人兜。”“好，后天開場，你先把圍擋做起來。”他遞了份施工范圍圖，
又加了一句，“這活過了，以后還有的干。”我接過圖紙，紙有點皺，但我手心出汗，
抓得死緊。從街道出來，我一邊走一邊給工人們打電話，讓他們把工具準備好。
我用的這批人，大多是從老家帶出來的，肯干，吃得了苦。晚上十一點，
趙利斌發來一條語音：“哥，材料到了，那個老張果然又聽你的話。”我點了點頭，
坐在床上發了會兒呆。手機響，是我老婆發來的。“兒子感冒了，錢你看著打。
”我看著那一行字，愣了很久，才回了三個字：“明天打。”我想問她一句，
你還記得你是怎么走的么？但最后我把手機放到一邊，掀開被子睡下。身上冷得要命，
心里卻在燙。第二天清晨六點，天灰蒙蒙，我帶人去圍擋現場。
街道已經安排人拉來了警戒帶，現場有幾個年輕人站著看我們動工。
我問：“你們誰是現場協調人？”一個瘦高個走過來，
態度不冷不熱：“你就是那個……沒公司名頭的人？”“我叫高江生，干活的。”他笑了笑，
語氣帶刺：“怪不得，我聽說你以前送外賣？”我點點頭：“那時候確實送過。
”他譏諷一笑，正要轉身走，我笑著開口：“現在我喝的茶，是你領導請我喝的。
”他動作頓住了。我沒再看他，走向現場，把圖紙展開。鋼尺在手，墨線拉直，
我腦子比任何時候都清楚。我知道我不是誰，但我也知道，從今天起，
這塊地上的每一鋤土、每一根鋼筋、每一道溝槽，都必須是我的腳印打出來的。
哪怕它明天就不屬于我，也得在今天留下我的名字。3 第一個人跟我說，你能成四月初，
工地的風帶著粉塵味，天沒完全熱起來，人已經曬得皮膚發紅。圍擋立了兩天，
簡易宿舍也搭好，街道那邊催著盡快開工，說領導要現場視察，動作得快。
我帶著兄弟們連夜畫線放樣，三天時間，把地清了、溝也挖了。
水電圖紙是我讓一個在設計院上班的老同學幫忙畫的，沒錢，就用一瓶茅臺換的。
他說你現在混成這樣啊，我笑笑沒說話。“你笑得真慘。”他當時邊說邊把圖紙裝進信封，
“但我跟你說，江生，你要真干成這票活，你就不是原來的那個你了。”這是我這幾年，
第一次聽見有人跟我說：你能成。以前誰都覺得我就是個靠體力吃飯的，
一輩子蹲在泥里搬磚。就連我自己，有時候都覺得，那些穿西裝說話好聽的人，
跟我是兩個世界的。可現在不一樣了。我站在工程線最前面，指揮吊機的時候，
喊出的每一句話，下面幾十號人都在等著我點頭。我甚至有點明白，
那些管理者為什么總覺得自己“有種掌控感”。因為你站得夠高，就不再怕掉下去。
項目推進得還算順。市北街的這塊地說小不小，說大不大，
打圍擋、清障礙、平整地面、埋排水管，時間卡得很死，我把每一步工序都寫在白板上，
晚上挨個檢查，誰少干一鍬土，我就跟誰急。“哥，咱是不是太認真了點？
”趙利斌有一次打趣，“人家都說這活不過是個幌子，能糊弄就糊弄。”“人家那是有后臺，
我們沒有。”我盯著白板上的流程圖，“他們糊弄完還有下家，我們要是糊了，就直接死了。
”他不說話了，默默把管子挪到位，又叫來人加夜班。白天是兄弟，晚上是兵。我不是領導，
但我現在得學著當一個——否則沒人幫我抬水泥，也沒人替我扛炸點。干到第十天，
街道來人檢查。周浩沒來，是他手下的一個科員帶著現場拍了照，說是留檔要走流程。
我看得出來，他有點驚訝，現場比他想象中整潔得多。“你們這速度挺快啊。”他看著我說。
“人多了，速度就快。”我點點頭。他又問：“你是哪個單位的來著？”我頓了一下，
回：“沒有單位，我自己干。”他點點頭，沒再追問。拍完照走人時，
他把我叫住：“周主任說，干完這個可能還有一單，但得看你這邊穩不穩。”“哪方面的穩？
”“人、事、賬。”他說完，拍了拍我肩膀，“你懂的。”我當然懂。他是提醒我別惹事，
也別出事，尤其別惹上面的人。像我這種沒后門的臨時人，一旦捅破規矩，就會變成棄子。
當天晚上我沒回宿舍，一個人坐在圍擋外的水泥塊上抽煙。遠處塔吊還在轉，
機械聲一下一下像敲鼓。我手上的煙快燒完了，趙利斌走過來，扔給我一瓶啤酒。“哥，
你以前到底怎么混成現在這樣的？”他問。“想聽真的？”“當然。”我笑了笑，
說：“因為我一直覺得，別人能做老板，我也能。可我忘了，他們家里有人，而我，
連個能說話的親戚都沒有。”“你后悔嗎？”“后悔有用？”我咕嘟喝了一口，冰得牙疼，
“走這條路，一步都不能停。停下來，就真回不去了。”他沒說話了。我知道他聽懂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們接到通知，說項目列入臨時資金延伸項，可能再加一部分任務，
具體要看上頭批不批。我心里一緊，知道這活如果拉長，就可能被其他單位盯上，風險更高。
果不其然，下午施工的時候，一個穿皮鞋的男人帶著幾個人站在圍擋外不遠處抽煙，
一直看著我們干活。我走過去，問：“有什么事？”他叼著煙，吐了口煙圈，
說：“你是高江生？”我點頭。“聽說你接了這塊拆遷活？”“在干著。”“以前干哪兒的？
”“各地，包過小項目。”他點點頭，笑得不冷不熱：“這么大的工程，你覺得你吃得下？
”“試試看。”他沒再說話，把煙摁滅在墻上，轉身上車。車玻璃貼了膜，我沒看清是誰，
但直覺告訴我，這不是個簡單角色。傍晚的時候，陳大林來了。他拎著一包外賣，
坐下就說：“你最近太冒頭了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“那人你得注意點。
他是原來那個施工單位派來的，他們一直沒斷念。”“他們不是已經被街道棄了么？
”“哪那么容易。他們上頭有人，這單不過是從大項目里順出來的，他們真要盯上了，
不會輕易撒手。”“我該怎么做？”他沉默片刻，拿出一張紙條，上面是一個名字和手機號。
“這個人，能幫你把臨時資質走一套備案流程，但你得先準備一份‘合作申請書’，
走個形式。”“費用呢？”“不高，三萬塊。”我皺眉：“我現在賬上一共才兩萬多。
”他看著我，說：“要么咬牙拿下，要么把手里的活讓出去。”我低頭看著那張紙條，
指尖發燙。晚風吹過來，我突然有點恍惚。我想起老婆走的那天，孩子在車里睡著了，
車門關上的聲音，就像是把我隔在了另一個世界。可我現在站在這里，哪怕兩手空空，
我也知道，我不能回去了。就算再苦再難，這條路，我也得走到底。哪怕下一步，
就是掉進他們設好的坑里。4 我只想干活，
他們卻要我站隊臨時資質的申請流程意外地順利。紙面上說是“合作備案”，
實則不過是一張白紙黑字的調表，簽完蓋章，就能掛靠到一個資質空殼的勞務公司上。
三萬塊，走人情、蓋章、出表、掛項目，一天辦結。我把銀行卡里最后的兩萬五千塊轉過去，
又從信用卡套了五千，一分不剩地砸進去。“干完這個，我就是法人代表了。
”我對趙利斌說這話的時候，聲音干啞得像剛從水泥堆里撈出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
嘆口氣：“那就別干砸了，砸了你連名字都別用了。”項目進入第二階段，臨時排水溝挖掘，
雨污分流管道下埋。地底全是亂七八糟的老舊電纜，圖紙標注的和實地完全不一樣，
一鍬下去挖斷兩根，供電局立馬打電話過來威脅，說要依法追責。我站在溝邊，
鞋底泡在水里，聽著電話那頭咆哮的聲音，臉上沒什么表情。“你們干的是拆遷前置活，
不歸我們管，但你要動了線，那就是越界。”“我知道。我負責。”“你負責？你誰啊？
掛個三類資質的小包頭，也配在這兒負責？”我沒吭聲。等他罵完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