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死抵在光滑的冰涼的瓷磚上。我，李葵釗，市二院神經外科的副主任醫師，

此刻卻像個被追捕的獵物，狼狽地蜷縮在男廁最里間的狹小空間里。

聲音——水龍頭單調的滴水聲、遠處模糊的廣播通知、某個隔間壓抑的咳嗽——被無限放大，

變成無數根冰冷的鋼針，狠狠扎進我的太陽穴。每一次心跳都沉重地撞擊著肋骨，

帶起一片令人作嘔的眩暈。三個月前那場該死的車禍。

我的車頭親吻了一輛滿載鋼筋的卡車尾部，安全氣囊糊了我一臉面粉似的粉末。昏迷，蘇醒，

左額角留下了一道猙獰的、蜈蚣般的縫合疤痕。命保住了，

卻換來一個詭異的后遺癥：我的左腦，

仿佛被硬生生塞進了一臺冰冷、高效、且完全失控的超級計算機。它不是讀心術，

至少不是常人想象中那種浪漫的“聽見心聲”。

它更像一個冷酷無情的犯罪側寫師和法醫的結合體，只對“惡行”的痕跡過敏。

任何細微的、常人根本不會注意的異常行為、生理反應、環境線索，

都會瞬間被我的左腦捕獲、解構、分析，然后，一個冰冷刺眼的診斷框，

就會蠻橫地在我視野中央彈出來，宣告它不容置疑的“判決”。就像現在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