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再無力氣和自己的昨天糾纏了，我努力讓它們都翻篇。廠里沒有了那個愛講故事的“祥林嫂”，沒有了“惡心男”和斗“惡心男”的罵街潑婦，變得安靜了不少。
我每天如同稻草人一般，在車間和宿舍之間來回晃蕩。目光呆滯成了我與他人交流的唯一方式。活命成了我在這里存在的最大理由。車間里轉動的機器和手中穿梭的珠子，使勁地擦拭著我的記憶，一片片地、直至畫布中的一切變得模糊、再模糊。我知道，只有我足夠努力，它們才會徹底遠離我。
漫長的三個月過去了，這里的一切已悄然走進我的生活，我的眼中有了不一樣的風景。我第一次開始關注起這個能讓我活命的地方，這里的人和事無不輕輕地撥動著我逐漸蘇醒的靈魂。
而就在這時，一封家書，再次將我帶回無情的現實。
弟弟在信中告訴了我家中發生的一切：父親幫五叔家里干活兒，不慎從幾米高的土坎摔下，頭部受了重傷。時值中午，流了好多血，被送往醫院直接住進了重癥監護室。父親雖然脫離了生命危險，但后續治療得花大量的錢。五叔一家窮得揭不開鍋，根本拿不出這么多錢。
弟弟的來信，想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這位在大城市里工作的姐姐身上。那一刻，我只覺天都快塌了。對父親的強烈擔憂和深深愧疚，鋪天蓋地地向我襲來，我再一次哭得喘不過氣來。
哭過，方知自己除了每天能有一口飯吃外，早已一無所有。別說醫治父親的巨額費用，連自己省下錢購買的日用品都早靠著向張姐周濟。自己來廠里上班后，就只領取了一個月的工資。巨大的現實困難擺在面前，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絕境。
我哭訴著去找廠里的領導，講明情況，希望他們能可憐可憐我，把工資發給我，拿回去救我父親的命。我接連去了三次，甚至后來都跪地求人了。而領導除了回應我一張冷漠而刻板的臉和極不耐煩的幾句搪塞話外，我一無所獲。
沒辦法，我只得硬著頭皮又向張姐求助了。張姐的體貼把我感動得一塌糊涂，二話沒說，盡其所能借了一筆錢給我，讓我趕快帶回家，給父親治傷要緊。
拿到張姐的錢，第二天我便心急如焚地坐上了回家的列車。
幾十個小時的奔波，我全然忘記了疲憊，滿是對父親的心疼和內疚。我想著想著就悲淚長流，想著想著就泣不成聲。我這個樣子，不時引來同車人關切地詢問。我不斷向這些好心的陌生人哭訴著，向他們索取著安慰和能支撐自己的力量。
好不容易到了老家鎮上的醫院，見到了病床上氣若游絲的父親：滿頭纏著血糊糊的繃帶，浮腫的面龐已不成人形。我的突然出現，讓早哭干眼淚的母親和紅腫著雙眼的弟妹倆，立即大放悲聲。我也一頭加入到了他們之中。
娘兒仨很快哭作一團，悲慟的哭聲響徹在冰冷的醫院，立時引來不少人的圍觀，以為是我們的病房又“走”人了。想必擾民了，在醫生的喝斥下，我們停止了哭聲，仍是不停地啜泣不已。
我把帶回去的錢，除了留下自己回廠里的路費，全部交給了母親。我也深知，這筆借來的錢，相對父親后續治療所需的費用，無異于杯水車薪。
我在病床前日日夜夜地守候著父親，寸步不離，生怕自己一轉身，就再也見不著他了。
半個月后，父親傷勢好轉，能勉強下地了。醫院天天催促著繳費，滿臉愁苦的母親天天奔跑著、向親戚和鄰里借錢，只為病床上的父親不被醫院趕走。弟弟和妹妹均返校。
確定父親已平安，我回廠里上班了。
我剛到火車站下車，眼前的一幕，讓我既感動又有些局促不安。張姐和她的丈夫領著他們的表弟，三人一道早早地守候在站上接我了。
下車后，張姐扶著把我塞進一輛面包車，共同去了兩口子的出租房里。當天晚上，張姐做了滿滿一桌菜，說是為我接風和壓驚，只要父親度過難關就好。那一刻，我就似受了委屈的孩子見到母親一般，倒在張姐懷中，當著兩個男人的面痛痛快快地哭了個夠。
張姐仍是用她那溫暖而厚實的雙手，輕輕拍打著我、安撫著我，直到我的身子不再抽動。正是這天晚上參加張姐的家宴，我完全明白了張姐一直以來的良苦用心。她是有意撮合我和表弟處對象。
一段時間來，我其實早有感知，只是發生了太多的事，我沒有心思去想。張姐把話挑明后，見我默不作聲，立即看出了我無此意。我想必令張姐失望了。
原本我打心底里就沒想過，要去接受一個小我一歲的男孩兒做男友。更有“陳名”這個名字，刻在我的心中太深、太深。
自從那晚以后，再面對張姐，我已沒有了之前的坦然。雖然張姐對我的關心一如既往，而我深知，再不能虧欠張姐。
上班后，我想得更多的便是如何盡快還上欠張姐的錢，以及繼續貼補父親的治療費。幾天后，我再次去找廠領導。許是因我請假回家，確信了是我父親受傷，領導的態度不再像此前那么生硬，但仍告訴我工資的事得等年底。
而距離年底還有三個月。如果發不了工資，意味著我這三個月里仍然只能有一口飯吃，其余的花銷還得繼續靠著向張姐開口，而且還不能再生出別的意外。為了能盡快拿到工資，我挖空心思想著辦法，可自己一個弱女子，這辦法哪里去想啊，我一籌莫展。
就在這時，廠里發生了一起盜竊事件。一天深夜，一名男工友趁室友入睡，偷走了別人的一雙半新舊的膠鞋。事情敗露后，當事的雙方發生了激烈的沖突，很快驚動了保安。在調解中，了解到行竊員工因腳上唯一的墊腳鞋已破爛得無法再穿，可廠里一直不發工資，無錢購買，不得已把手伸向了工友。講明情況后，這位員工得到了工友的諒解，把鞋還給了對方。可是自己墊腳鞋的問題，卻是再無解決辦法。
而事情很快在廠里傳開后，大家都知道了涉事工友是“小偷”，有人同情、有人嘲笑、有人責罵。從此，這名只能光著腳上班的工友，不得不在別人的指指戳戳中低著頭做人做事。
這件事情，再次深深地刺痛了我，我更加下定決心，一定要為討薪的事做點什么。
就在我尋思著如何替兄弟姐妹們維權時，禍不單行，工友中很快陸續有人身上出現了過敏癥狀。剛開始各自都以為是個人身體出問題，后來大量的人出現相同癥狀后，大家才意識到，十有八九與珍珠有關。而這樣的情形以前可是從來沒有發生過，顯然是原材料質量出了問題。
大家的過敏癥狀越來越嚴重，以致有的工友都無法正常干活兒了。這時，大家開始三五成群地集體向廠里領導反映情況。可是領導矢口否認原材料有問題，對大家出現的過敏癥狀始終避重就輕，而認為是我們中有人傳染。這番明擺著推卸責任的說辭，工友們想必難以接受。事實上，大家很快發現，越接近一線的員工，癥狀就越重；而極少數沒有出現癥狀的，都是上行政班的員工。
廠里拒不承擔責任，大家的身體出了問題，活兒還得干，這總得拿錢來治療吧。于是，我們不再和廠里理論，而轉為重點討薪。遺憾的是，這些努力終究徒勞。不但如此，幾名牽頭的工友還被廠里直接開除，欠下的工資自然也別想拿到了，這哪還有天理。
就這樣，我們有幾位不堪忍受的經濟困難工友，經合謀，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：走一條不同尋常的路，借助媒體的力量推波助瀾，促成問題解決。正好我們中有一位工友的同學在一家報社做臨時工。
幾天后，報社的記者果然扛著攝像機來廠里了。記者來后直接深入車間采訪員工，采集了樣品，最后才接觸了廠里的領導。直到這時，領導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，想必一切都為時已晚。
后續的事情，便不難想象。欠薪和集體過敏的事情曝光后，相關部門迅速介入調查，工友們很快拿到了工資。而我們這幾位“肇事者”卻被廠里果斷地掃地出門。就這樣，在一場沒有贏家的紛爭中，我再次失去了工作。
離開廠里那天，已是萬家團圓的除夕夜。被解雇的工友們，投的投親、靠的靠友，而我再次被張姐領去了他們的出租屋。和著止不住的眼淚，想著千里之外的親人，我吃了一頓難忘的年夜飯。
大年初一清早，我帶著黑黑的眼圈和滿臉的憂傷，拖著沉沉的行李，四顧茫然地走在大街上，穿梭在歡天喜地過節的人群中，開始尋找工作了。